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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海上仙山”碑上的历史信息

  提示:  在《自题三山归櫂图》诗中,李桓记录了题碑的经过。一行人造访佛顶山时,恰遇到孀妇廖氏捐置天灯,已经立好纪事碑正要书丹,慧济寺僧人即以移赠,让李桓深感因缘凑拍,水到渠成,良不可解。这则记...

2017-12-05 舟山日报 夏志刚 zstravel

  提示:

  在《自题三山归櫂图》诗中,李桓记录了题碑的经过。一行人造访佛顶山时,恰遇到“孀妇廖氏”捐置天灯,已经立好纪事碑正要“书丹”,慧济寺僧人“即以移赠”,让李桓深感“因缘凑拍,水到渠成,良不可解”。这则记事的背后,还留存有两个谜题。 “海上仙山”碑当时已经在佛顶山天灯台旁树植,但现在此碑却已“长腿”跑到了前寺附近的“正趣亭”,而且该碑背面现无文字。关于“廖氏捐赠天灯”一事是另有碑,还是原在碑后呢?另外,现有各种资料都认为佛顶山顶的天灯台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然而“廖氏捐赠天灯”却在同治十一年(1872),普陀山的灯塔历史因此碑而可提前35年,浙东的航标史也将由此改写。


天下第一瀑题刻

  一.“海上仙山碑”知者甚少

  普陀山成为四大佛教名山的过程,与历代名公巨卿、文人墨客的泼墨题书、勒石刻碑密不可分,“海天佛国”、“海上仙山”、“震旦第一佛国”三题咏,恰如当代的广告用语,为风景名胜之地的普陀山作了点睛和妙评。“海天佛国”与“震旦第一佛国”因题刻于岩石之上,广为人知,而“海上仙山”碑却默默地植立于“正趣亭”内,知者甚少。“海上仙山”碑高2.04米,宽0.86米,碑上“海上仙山”4字和旁款50余字,均为篆书。因对此碑研究较少,在普陀山相关资料介绍不仅存有谬误,而且对所含信息也未予以发掘。

  二.“海上仙山碑”与李桓

  因为有资料介绍旁款内容为“同治壬申二月二十六日岁置,江南巡抚湘阴李桓偕浙江提督宁乡黄少春及右营游击奉化周善初来游因题”,导致有网友“晓风残月0116”曾在百度“普陀山吧”提出关于此碑真伪的质疑。主张的证据集中在题碑人“李桓”的职务上,认为“江南巡抚”是江苏巡抚前身,置于顺治二年(1645),顺治十八年更名为江宁巡抚,后再改称江苏巡抚,同治年间并无“江南巡抚”职位,而且同治十一年的“江苏巡抚”也并非“李桓”。

  其实,这位网友并未仔细看到过碑文,或者就碑文的篆书缺乏深入的研究。幸亏现该碑保存完好,现将旁款作如下识读。“同治壬申二月二十六日,前署江西巡抚、湘阴李桓,偕浙江提督、宁乡黄少春,提标右营游击、奉化周善初来游,因题。”因为篆书较难识读的原因,上述旁款内容有两处错误,将“前署”读作“岁置”,“江西巡抚”读作“江南巡抚”,从而使历史的真相扑朔迷离。有一些资料将碑上的浙江提督黄少春误为“黄光春”,或直接将黄少春认作题碑人,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海上仙山碑刻

  李桓,字叔虎,号黻堂或辅堂,籍贯湖南湘阴,现湖南岳阳市辖下的汨罗市人,其父为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李星沅。李星沅曾是湘军老帅,在湖南有极高威望,曾国藩曾撰联悼念死于军中的李星沅,上联“八州作督,一笑还山,寸草心头春日永”,下联“五岭出师,三冬别母,断藤峡外大星沉”。曾国藩对李星沅如此推崇,足见李家当年在湖南的影响力。

  李桓于咸丰五年(1855)以道员拣发江西,署广饶九南兵备道,后历任江西按察使、督粮道,咸丰十一年(1861)任江西布政使。《同治朝实录》记:“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擢前任江西吉南赣甯道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江西督粮道李桓为布政使。沈葆桢未到任前,以李桓暂署。 ”虽然只是暂署江西巡抚,但这是李桓官宦生涯中的顶点,所以他处处以此作为“名片”。同年他在乐清雁荡山大龙湫景区,留有“天下第一瀑”的隶体横书摩崖题刻,也明确的留有“前署江西巡抚湘阴李桓”的落款。


正趣亭

  同治三年(1864),李桓因中风辞官,笔耕后半生,其所著《国朝耆献类征初编》720卷、《宝韦斋类稿》100卷,当时的学人无不知晓,现在海内外仍有多种版本。同治十年(1871),他应好友方鼎锐、俞樾的邀请出游浙江,在西湖泛舟休养,又与丁丙、王同伯、吴兆麟、徐花农、许增等许多浙江文化名人结为好友。在浙休养的次年又在好友相伴下饱览浙东山水,除了普陀山“海上仙山”碑和雁荡山“天下第一瀑”摩崖,李桓于同一年还在天台山留下了“天台第一峰”碑。

  普陀风光和观音圣地让李桓诗兴大发,在他的《宝韦斋类稿》中留存有《出莲花洋望普陀山》、《普陀杂咏佛顶山》、《普陀杂咏法雨寺》、《普陀杂咏梵音洞》、《普陀杂咏梅岑峰》、《普陀杂咏千步沙》、《自题三山归櫂图》等诗篇,发出“诗情与禅意,长欲共盘桓”的兴叹。在评点浙东所游三山时,还提出了“雁荡奇胜,天台雄胜,普陀幽胜”的一字之评,为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所收录。

  三.“海上仙山碑”从天灯台跑到了“正趣亭”

  在《自题三山归櫂图》诗中,李桓记录了题碑的经过。一行人造访佛顶山时,恰遇到“孀妇廖氏”捐置天灯,已经立好纪事碑正要“书丹”,慧济寺僧人“即以移赠”,让李桓深感“因缘凑拍,水到渠成,良不可解”。这则记事的背后,还留存有两个谜题。“海上仙山”碑当时已经在佛顶山天灯台旁树植,但现在此碑却已“长腿”跑到了前寺附近的“正趣亭”,而且该碑背面现无文字。关于“廖氏捐赠天灯”一事是另有碑,还是原在碑后呢?另外,现有各种资料都认为佛顶山顶的天灯台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然而“廖氏捐赠天灯”却在同治十一年(1872),普陀山的灯塔历史因此碑而可提前35年,浙东的航标史也将由此改写。

  陪同到访普陀山的黄少春,属于与李桓同一阵营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战功卓著,年未三十即积战功任浙江提督。黄少春一生参与太平军、中法战争、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等重大事件,是晚清的重要将领。同列碑上的周善初,光绪十年(1884)出任澎湖水师协副将,因中法战争期间澎湖被法军攻陷,因此被革职查办,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本版均为资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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